作者:段建伟2012-01-09 09:09:54 来源:网络
洛阳城东40里是古时叫亳的偃师县城。往南穿过洛河和伊河往西去，是条又宽又直的路。下一个大的慢坡，就看见一个一个村子紧挨着，顺着公路一字散开。段正渠所住的段湾就在其中。这一带地势像隐伏着的龙，而段湾正好在龙首。村北一条土路穿过河滩地在伊河边上止住。当年一位风水先生走到这里就不由说好个风水。其实又岂止段湾一处，整个偃师周围都是被古人看好的地方。首阳山的墓群隔着县城和散落周围的大冢对望着，地下埋着好几个朝代。原来的墓碑处正好成了菜园，绿的黄瓜红的番茄，好看得很。所幸盖了猪圈的碑上，字也还清晰，故事还有人传唱。30年前的正渠正是听着这故事长成的。他同他的伙伴们在庄稼地里出没，在课堂上坐定，在大冢上游戏、撒尿，在老寨墙边上朗读诗词、背诵语录，脑子里闪着的却是使刀弄枪的绿林中人物。1996年他画的那个手捧传奇、往前走不看路的孩子，兴许正是他这个时候的写照。
第一次见正渠的人都觉得他文气。但他那一双大手证明他干过不少力气活，而现在握着画笔也同样有力。他吃饭快，走路大步流星，这都是他小时候在农村养成的习惯。从省城回到家，他也很快坐到筐边，一边说着话一边就掰起了玉米。割麦的时候，他还能飞快地挥着镰，半晌不直腰，动作和二十几年前差不多。实际上，在进城上学之前，他已经是个十足的壮劳力了，一天挣足十个工分。他要强，靠着勤快，肯下死力，在村里挣得了名声。而他现在画画，也是靠了勤奋和刻苦，再加上他的天赋，在美术界挣得了名声。村子里人们说起正渠还有不少关于他高超画技的传说，有些传邪了，乡亲们没有去考证，正渠也并不去辩解，就由着他们。
不少人把正渠当成了一位长相有点粗野的朋友。他说话平和，但他的画面一点也不平和，充满激情和动荡，强悍有力。性子中粗暴和刚烈的东西，正渠都好好藏着，只在画中表现出来。他对普通农民充满深情而又惊心动魄的描绘，使他成为中国画坛上独树一帜的人物。而最初对鲁奥形式语言的学习和借鉴，也显示了他的勇气和血性，表现了他的审美取向和高度。这种学习和借鉴，对当时的中国画坛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么多年他的画面改来改去，一直追求着一种变化，但他表现的东西仍然是农民，仍然是他们的生活、痛苦、快乐和尊严，他根本就无法放弃这些。
这些年画家大都不画农民了，正渠画着画着就想：是情感太陈旧了？他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他有点苦恼不能像超越别的东西那样超越自己。他早年总是一笔一笔虔诚地在画布上画个没完，当更加娴熟的时候他就让笔跃动起来。但过后他又觉得不喜欢，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太土，土得他受不了，过后却又固执起来，仍然坚持。焦虑和忧郁一直没有远离他，固执的时候他就想有所改变，有点改变的时候他又固执起来，许多东西他无法割舍。这种固执使他不可能成为跳跃式的人物，而是在这种摇摆中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他一面寻找着突破口，一面又习惯性地画着。有意改变一下时，又有不知该往何处使劲儿的感觉。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他希望自己是一个梁山好汉，百折不挠，所向无敌，冥冥之中杀他个痛快淋漓，但他知道他自己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凭力气让人们信服的农村小伙子了，他凭着才智和血性争得的荣誉，在他看来也显得不重要了，他想再往前走一大步，他觉得这是可能的。他不想像不少成功画家那样停下步子。他想起初到陕北，那极目眺望时起伏无际的山峦所传达给他的魅力和感动，也想起在青春年少时候被书里的好汉们折腾得睡不着觉的夜晚，他无法把这些清除。这些真实的东西那么强烈地打动过他。他也没有忘记曾经浑身战栗着想：怎么着也得当个好画家。他做到了。当他知足地微笑的时候，他露出了农民那样满意的神情。但他回到艺术家的思考中时，他又挑剔地打量着自己。
1958年夏，豫西一个叫段湾的村子里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村里在北边滩地修了一条水渠，另一件是一位教书先生家里第四个孩子出生了。给孩子起名的时候，这位教书先生一定是对外面轰轰烈烈的场面有所感触，就起了个“渠”的名字。正渠这一代是正字辈，上边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家在村子里算是书香人家。他的爷爷读过几年私塾，很看重读书。父亲上过师范。二叔也考上了中学，却没钱上，后来跟共产党走了。正渠说他记得家里很有些规矩，父亲排行老大，弟兄几个一起出门的时候，几个叔叔总要让出半步，让父亲在前。父亲当时在外乡一个中学当校长，写得一手好字。每到年关家里都要忙活几天，在当院摆上桌子，倒上一大碗墨汁，裁红纸，叠格子，由父亲为乡亲们写对子。正渠稍大一点，这些裁纸、倒墨汁的事就是正渠一个人的事了。父亲写上几天，用上两大碗墨汁，大半个村子的对子都成了父亲的墨迹。慢慢地正渠也跟着练起了大字。有一次几个朋友跟正渠回他们村子转悠，在村边上，见到几家门框上残留的对子，正渠说这是他父亲去年写的，几个人就站住，看那些字在风里头一动一动的，是那种很标致的胖胖的颜体。
父亲话语不多，只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情，潜移默化中，正渠也慢慢养成了默默做事的习惯。父亲“文革”时受到冲击回到了村里，家里的书也大都被搜走烧掉了。“文革”结束后，有几个乡的中学来请他，他都以身体不好为由回绝了，然后在自己村学校当了校长，一直到退休。父亲认为只有正渠得了他的真传，1996年他病了以后，每到年关还总要捎信让正渠回村给乡亲们写对子。父亲躺在床上，看见正渠在当院一副一副地给村民们写对子，心里就很高兴。
正渠记事的时候，大哥和五叔都已在乡高中读书了。对正渠来说，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好好读书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是二哥正乾对正渠却有着另外一种影响。当时二哥小学快毕业了，突然有一天吵着不愿再上学，要做木匠，父亲一怒之下重重地教训了他。但二哥并没有改变主意，偷偷地攒了点钱，很快置办了一套木工家伙，跟着同村一位木匠一心一意地当起了学徒。正渠说他最服的就是二哥这样的人，那样的年龄就那么有主见，而且多少年不改变初衷，一直到干成。
二哥比正渠大六岁。正渠服二哥，老想跟着二哥一伙，但二哥和同伴们疯跑的时候却并不想带他。有一回邻村放电影，正渠早早就盯上二哥，他们出了村就在后面远远跟着，二哥发现了就喊:“滚！”正渠站住不动，等二哥他们一走他又跟上，二哥再次扭回头让他滚回家，正渠仍然站住，但最终还是跟上了他们。在放电影的场上，二哥把正渠抱到一堵土墙上就和伙伴们跑开，在人堆里乱窜，正渠见不着二哥，又下不来，心里就发毛，熬了不知多长时间，二哥来拍他的腿，正渠伸手去摸二哥，手里被二哥塞了东西，是两只还有热气的卤鸡爪。
那些年农村生活一直很苦，饿的感觉伴随了正渠很多年。他吃过玉米芯面、榆树皮汤和红薯蒂汤。有一年母亲因为浆线打了一大盆面汤，正渠抱住母亲的腿不让浆线要让做成面条。母亲说让他跟姐一块去接大哥放学，正渠就跟上姐高高兴兴去村头接他大哥。那情景正渠记得很清楚，傍晚的时候，姐就领着他站在村南头的寨子门口，远远地就看见人来了，走近了却不是，身后边的村子在夕阳衬托下慢慢就黑下来了。大哥放学回来偶尔会从书包里掏出一把花生或者一块红薯给他和姐，但更多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只是像父亲那样摸摸他的头或脸，领着他和姐往家走。有时候大哥背上他，在大哥的背上，正渠慢慢就把饥饿忘了。对这段饥饿的岁月正渠有着很深的记忆，1990年他有一张小画，名字就叫“吃饭”，画中一家三口，每人都端着一只大碗，很忙活地吃着。后来在一篇文章里，他说他确实吃了不少的红薯。
村子里有个说河洛大鼓的叫臭爷，常在村子里拉场子。正渠记得他听过的段子有《金鸠记》、《三侠五义》、《王宝钏薛平贵》等，每回都听得如醉如痴，但到了节骨眼上，臭爷却戛然停住，在乡亲们吵吵声中静静地收了家伙。有些段子后来续上了，有些段子农活一忙就再也没了下文，正渠却放不下，晚上躺在床上就想这些侠肝义胆的豪杰们，想着那没讲完的下半段，这些故事加上他自己的想象就开始在脑子里膨胀。后来正渠找到一本少头没尾的《水浒》和几本破破烂烂的传奇，一下就迷了进去，那些铁马金戈打天下，马背上有酒有曲有女人的好汉们让他心驰神往。这些故事影响了他的少年时代，也影响了他的一生。正渠上初中时，能见到的书都读了。不过当时也见不到什么书，家里的书“文革”时都被抄走烧掉了。这段时间正渠见到什么读什么，电工手册、中药图谱、农药使用和赤脚医生手册，都一字不落地读过，有一回在三婶家还把一小本计划生育手册通读了一遍。上高中时，同学张晓西家的藏书吸引了他，有事没事他就老往张晓西家跑。几年下来，正渠在晓西家读了不少苏俄文学名著和一些“文革”前的文学刊物，慢慢地迷上了文学创作。他当时最崇拜的作家是浩然，他还给晓西说他得当个作家，晓西就觉得正渠是个有大志的人。这时候他的一篇作文，其实就是一篇批判稿，被学校相中，当成范文油印了很多，发给全校同学，这更激发了他写作的热情。有一次作文课，别人只写了两三页就完事了，可正渠很上劲，写了一篇小说，展开就收不住了，一下就写了一厚本，他完全把这次作文当成了一次很重要的文学创作，后来他的中学同学还都记得这篇小说的名字。大家都以为正渠会从事写作，将来当个作家，该多了不得，可他后来却喜欢上了美术。不过这两篇文章还是让正渠很风光了一段时间。当时正是“三夏”大忙，为了反映全村大干农业的火热场面，大队挑了三个文章写得最好的年轻人，往各生产队麦地去写稿，然后在大队广播站广播，这中间就挑中了正渠。
正渠要强的性格从他小时候干活就能看出来。上中学时，他就跟着大人一起干农活，并总想让别人把自己当成棒劳力。有一回他听见当生产队长的四叔和村里几个老汉正在夸二哥正乾能干，肯掏力，啥活都能拿下来（当然，二哥二十多岁的年龄，正是能干的时候），正渠就想着得像二哥那样能干，成为那样叫人家都服气的人。当时他十五六岁，正是逞能的时候，拉土拉石头，满了，还非得再加上两锨或两块。有一回他跟村里不少人连着几天去南山拉矿石，往返五六十里，一来一回得一天。一早去，回到家天就黑了，路上过个大坡，上下也有四五里地，家里有驴的后半晌就牵上去接坡，没驴的就去人招呼自己家的车。母亲叫姐后晌去接正渠，正渠犟着硬是不让接。千把斤重的一车石头，上了坡就得歇歇，喘喘气，正渠上了坡还非得再往前走走把架子车停在别人的车前头，他觉得自己什么活也都能顶下来了。矿石拉到耐火厂，一千斤能卖四块五，母亲说正渠拉一趟就能给他撕条劳动布裤子啦。没过多久，队里组织人去县里拉化肥，挑的都是能干的人，也挑上了正渠。中午装完车，队里掏钱让大家饱饱吃了一顿面条。正渠捧着大瓷碗，呼噜呼噜往嘴里扒着面条。他心里高兴，觉得是自己掏力气挣得了这个名分。
这一年冬天，村里几户人家凑了一车大米让喜通爷带正渠去洛阳换面，到洛阳城里走近路也得四五十里吧。半夜正渠迷迷糊糊被叫起来，跟着喜通爷就上路了，赶个早，日出前就到洛阳。他们拉着装大米的架子车挨街挨楼转。喜通爷扯上嗓子喊着，可正渠怎么也张不开嘴。同龄的男男女女，一身城里人打扮，骑着自行车从他们身边走过去。那些换面的城里人透出来的高傲和冷漠，正渠都很敏感地察觉到了。他一声不吭，由着喜通爷跟人讨价还价，自己低着头倒米、上秤、把面倒进口袋，当时正渠在这些城里人面前理不清自己的情绪，他清楚自己这个农村身份的小伙子在城里人眼中的位置，有种东西就翻腾着在心里升了起来。这种情绪刺激着他去幻想，让他变成城里人，让他出人头地，变成连城里人也仰慕的英雄。
心里别扭，就胡思乱想着，但他这时候也还只有这种念想，还远没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和能力。多半有种的孩子遇到事都会发个狠咒，而当时正渠怎么想的，也许连他自己都已模糊了。他跟着喜通爷拉着车子，大步流星往家走，唯一的感觉就是困乏得要命，走着走着就迷糊起来。到伊河边时，已是半夜，他们得等天亮时再渡船。喜通爷看正渠困得很，就找到一个麦秸垛。两人把架子车一放，就一头扎进去睡着了。这事儿以后，正渠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心里就搁了个想法。
正渠离开农村前还有一件事，姐看正渠十八九岁了，就和她的几个伙伴给正渠说了个媒，说是长相身段都不错，人也老实。但正渠一听就急了，嗓门也提高了，无论如何就是不同意，把姐和她的几个伙伴弄得很没有意思。其实她们不知道，正渠已经有了个远大的志向，死活不在农村找对象，他心里想，自己不会一辈子待在农村，不会一辈子都当农民。后来正渠在城市里当了画家，而也正是他要离开的农村生活，才使得他的画有了内容，有了生命。
最早对正渠学美术有直接影响的是三叔和五叔。三叔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经常要勾勾画画，有一次回家讲起他们发掘的一座古墓，详详细细地把古墓里的壁画描述了一番，正渠在一边听着，身临其境到古墓阴森的环境，这幅壁画就刻在了他的心里。五叔常常把自己关在一处翻着几本画谱，应该是正渠爷爷传下来的藏书的一部分。五叔用白纸把它们临摹下来，散乱地放在屋里或钉在墙上，是一些山、石头和打滚的马。五叔临摹它们的时候，正渠就站在边上安静地看着，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五叔偶尔会让正渠去把碗里的涮笔水换换，正渠就喜滋滋地跑出去换水。后来五叔被新疆部队当特长兵招走了，这几本画谱却留在了家中。
正渠开始学美术是上乡高中的时候。当时学校组织了一个美术组，让有点基础的学生参加，正渠以前照着家里的画谱画过几张，就进了美术组。那几年文化课不被重视，美术组因此有很多活动时间。招呼美术组的是村里请来的一位老师，画过风门，也会写一些鸟字，但并不知道怎样教学生，就由着学生出去跑，画速写。后来，县里的一个美术班也办在了乡高中，美术班的学生是从全县招的，水平自然比他们学校那个美术组要高一截。而这个美术班的创办者，又是在省里都有影响的武力征老师，很会教学生。正渠他们这些“地方军”很羡慕，有时候偷偷看人家上课。正渠这时候才知道了，学美术得画石膏像。这年麦假，正渠头一回过了画石膏像的瘾。当时农忙，户里的电都断了，但父亲学校的办公室却还供电。正渠就把自己的时间安排了一下，如果排到前半夜打麦，就后半夜到父亲的办公室，轮到后半夜打麦，就前半夜去。到了父亲办公室，拉开灯，从柜子上把毛主席石膏像抱下来，摆好角度，他就在纸上画起来。这个麦假，正渠把父亲办公室里的几座不同造型的毛主席石膏像画了个遍。画的次数最多的，是那座毛主席全身像，毛主席穿着大衣，没有扣扣子，一边的下摆随着清风微微向外翻开，一只手自然下垂，另一只手背在身后。正渠被这种从容不迫的造型迷住了，也被石膏像在灯光照耀下变幻莫测的黑白关系迷住了。想起这段画石膏像的美好时光，正渠还禁不住泛起微笑。只是当时因为怕把这些石膏像弄脏，在它们表面涂了一层清漆，出现了很多高光和反光，正渠说当时觉得那真是太难画了。
后来，陈天然先生在附近的水库上体验生活，收集创作素材，听说这里美术活动搞得好就来了。正渠跟上陈天然先生，帮他掂着折叠凳和装画具的旅行包，陪他出去画速写，专心地看着陈先生画，自己也一笔一画地学着，几天下来学了不少东西。再后来郭自修老师也来过美术班，在学校门口领着学生们画了一张老汉素描，这算是正渠头一回见到美院出来的两个画家的画了。正渠模仿力强，学习也用心，速写一下子进步了很多。
正渠高中毕业后才上县美术班，这时候美术班已搬到县城，名气也越来越大，能上美术班是件很光荣的事，村里也很支持。正渠上这期美术班的时候，生产队还给正渠记工分。美术班几个年龄大一点的学生，有些已上过几期了。正渠刚去，就跟着他们画。这些学生中有一个叫籍豫生的，他最先见到正渠的速写，当时就吃了一惊，觉得正渠画得比他们好，正渠开始在美术班有了些地位。正渠看的书多，画得也好，谈吐自然就不大一样，慢慢地，服气他的人更多了。豫生当时对正渠的评价是“学识渊博”，正渠说，其实那时这个词是啥意思他还不知道呢。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家里农活忙，正渠在家干了两天活，武老师知道了，开大会时就批评说，有个学生很有才气，但是有点骄傲情绪，别人在这画，他却跑回去两天。正渠一听就知道是说自己的，他很害怕，也觉得有点委屈，不过，正渠后来在美术班里再也没让武老师说过他第二回。
这时候，省里办了一个农业学大寨速写展，正渠的几幅速写选上了，这些速写是正渠之前在首阳山放炮打石头时画的，最直接地反映了那种火热的场面。后来全省又举办了一个“双庆”美展，正渠的一张农民画《俺们又有了当家人》入选了。这是一张反映农村生活的工笔重彩，在武老师指导下正渠画了一个月。这是正渠第一次入选省美展。这下不得了了，村委非常重视，觉得村里出了人才，不能再让人家像一般村民那样打石头放炮了，正渠回村时，队里也不知道叫他干啥，就给他个本子让他给别人记工分，正渠借着这个机会又舒舒服服地画了很多的速写。
正渠头回去郑州，就是去看那次省美展。当时武老师给他画了张地图，他按着地图的指引，从火车站走到省博物馆。看完展览，想上街转转，结果走到一个陌生的路上，正渠怕把自己丢了，又忙拐回去，顺原路回到车站。
武老师是越来越看重这个有出息的学生了。过了没多久，洛阳地区办了一个创作班，武老师骑上车跑到正渠家，给正渠说他单位有事，叫正渠顶他的名额去。正渠高高兴兴就去洛阳报到了，结果一去才知道，参加学习班的大都是各县的文化馆长们或当时有点名堂的作家、画家。地区很重视这次活动，安排他们到煤矿体验生活，创作作品。正渠这次认识了不少老师。
1976年底，正渠跟着美术班的同学到郑州报考省戏校舞美班。对正渠来说，毕竟可以通过上学跳出农村，他非常攒劲地去准备，不过，还是稀里糊涂考得并不理想。考色
彩时，正渠是第一次用水粉颜料画写生。台子上摆放的静物，尤其是那棵白菜的帮子，更让正渠发愁，他带来的一瓶白广告色，几乎全都用在了白菜帮子上，还是觉得不够白。局部的颜料过厚，纸的四边都卷了起来。还有几天的考试，正渠已经灰心了。晚上找到比他大一点的同学说不想考了想回家，那位同学说那你走吧。正渠一来不敢一个人回去，怕跑岔路，二来觉得没法向武老师和父母交代，还是硬着头皮考到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考的是文化课，考学生的文学水平，题目是一篇批“四人帮”的文章，这下正渠才找到了感觉。这次考试共考了11天。考完后，正渠出了口长气，就跟着伙伴们一起回去干农活了。1977年3月的一天下午，正渠扛上耙去南地耧麦，后边他大姐手里拿着个信封追着他喊：“正渠，正渠你被录取了！”
当时戏校舞美班的课程也并不是十分正规，其他专业演戏，他们就被分配拉大幕。有时候上课就是跟老师一起画布景，正渠说他跟着老师画过五个戏的布景。隔一段时间，办公室就派他们把舞台边的那几个大块地毯拉出来打扫打扫，但毕竟这个环境要比县美术班好了。看的东西多了，知道的也多了，这时候画水粉风景，正渠已经开始知道用群青画背光部，受光部分就去调橘黄。当时学校附近的话剧团、歌舞团里有几个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专业毕业的老师，正渠常抱着自己一摞摞习作去找他们求教，其中有位姓顾的老师对学生非常好，把珍藏的苏联画册和自己的作品拿出来让正渠看。正渠最早见到的苏联画册就是在这位老师家里，而且这位老师很有才情，她的画对正渠有不小的影响。当时出版社要出一本人像速写集，大部分是中央美院的老师和北京的一些名家。那时候的画还不金贵，交来的大都是原作，让出版社统一翻拍，出版社一个老师就喊正渠去看这批画，这也算是他第一次看到大批名家的原作。这期间，正渠仍坚持画速写。对他速写影响最大的是董辰生、陈玉先，正渠喜欢他们作品的帅气和流畅的线条。当年不少风行的美术作品都对正渠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他凭着自己的刻苦和好学，成绩很快上来了。当时班上还有一个很用功的女学生，叫赵惠萍。赵惠萍是郑州人，又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在美术上开窍比正渠要早，成绩也比正渠好，正渠对她很服气。他们当年经常一起画写生，还跑到洛阳、偃师画风景。这时候，县美术班的籍豫生他们已考上洛阳师专，也常往郑州跑，赵惠萍跟他们也都熟悉了。
1978年，在偃师摩托厂上班的张晓西给正渠来了一封信，信里夹着一块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广州美院招生简章，晓西在信里鼓动正渠去考美院，还把正渠好好夸了一番，说正渠如何有才如何有远大志向，正渠果真被煽了起来。但当时有规定，在校大中专生不能直接报考高校，正渠发愁了几天，把这件事告诉了郭自修老师。郭老师一听也很激动，鼓励正渠要去考美院，还帮正渠出主意，给他弄了一张病假条，以肺结核的名义在家复习考试。正渠又兴奋又紧张，躲在家里准备了三个月。这中间学校还给正渠往家寄过几回药，正渠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太想上美院了。这次考试，远不是上回考戏校舞美班了，成绩还不错。广州美院版画系这年在河南要招两名，已经开始调档、政审了，正渠打听出来这其中就有他。正渠找到这位来招生的老师，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这位老师，这位老师也实在喜欢这个朴实而有才气的学生，就说要系里出面去做戏校的工作，正渠更害怕了，因为恰好在这几天学校一位在校生因为考了别的艺术院校受到了处分，事情闹腾得还不小。正渠痛苦万分，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整个假期，他都不怎么说话，人像走了神儿一样，吃了饭，就掂上画箱往村外跑。有一天正渠进门时听见母亲小声对他的一个朋友说：你们拉正渠出去玩玩吧，别叫他闷着出啥事儿。正渠当然没出事，他只是狠命地画了几个月，画了近百张写生。开学时，这批画把同学们都吓了一跳。正渠心里憋着一股劲儿，非得再考上美院不行。第二年高考的时候，不知怎么地，学校也稀里糊涂地在他们的报考表上盖了公章。算是有命吧，这年正渠考上了广州美院油画系。
录取通知来之前，正渠心里一点儿也不踏实，这次考试他心理压力非常大，考得并不理想，水平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戏校这边，他们这一班学业已结束，他已经被分配到省歌舞团了。但他没有急着去报到，他想等美院有了消息后再说。他把豫生从洛阳叫来，两人天天到郊区画写生来打发这段等待的日子。装着录取通知的挂号信，是一个同学转给他的，正渠记得很清楚。那一天晚上正渠拉上豫生到百货楼旁边的一个饭店吃了顿肉丝面。
1979年9月，正渠背着他的行李到了广州美院。当时的广州是开放较早的城市，对河南人来说，就是牛仔裤、太阳镜、折叠伞和录音机。这些就是经济和商业发达的象征，整个中国北方在当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冲击。但正渠不喜欢广州，不喜欢广州话，不喜欢湿热的天气，他喜欢的只是广州美院，只是美院图书馆的大量外国画册。初到广州，正渠有种不适应的感觉，但很快就回过劲儿来，开始投入到学习中，他说他是到了广州之后才知道除了唐伯虎、列宾之外，还有这么多好画家，这么多流派，也是进了美院后才听说，他这次考试创作考得分很高，可是素描分很低。另外，当时班上有些同学进校之前就已接触过很多东西，画东西都很有想法，还有的进校前就已经发表过不少作品，有不小的名气。这样的环境，让这个农村来的小伙子压抑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压抑也成了不小的动力，他觉得想改变这一切就得靠自己了。除了上课，他就把自己泡在图书馆里翻画册，他知道自己不会一直是一个成绩平平的学生，就像几年前他知道自己不会一辈子呆在农村一样。后来他和班上的两个同学成了哥们儿，一个是武汉的徐坦，另一个是汕头的黄小鹏。课堂上，他们常在一起交换对作业的看法，晚上，三个人一起用水粉在本子上临摹画册，有时候在画室画画，一直到熄灯。这四年中，正渠说他没睡过午觉，中午钻进蚊帐休息就画画或整理笔记。正渠像在家干活一样使足了劲，也完全被新鲜的东西迷住了，所有这些新的东西他都想学到手。
当时的广州美院，在教学上也跟其他美院差不多，不少国外画册都能见到，有一拨青年教师还很活跃，极力在学生中宣传新的艺术思想，在整个教学上也已和原来的苏派体系有了很大的距离。正渠最初对苏派灰调子的钟情，使他成为画灰调子的“抒情王子”，但有一次杨尧老师看了他的这些画，没有夸奖，而是让他把颜色画亮起来，颜色纯起来。这些意见对正渠很有影响，他开始摆脱苏派灰调子的影响。恰好这学期他们班去海边渔村写生，那里太阳一照，沙子是金黄色的，海水是普蓝。写生后，正渠逐渐走出了灰调子，而在后期印象派和表现主义那里找到了他要学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当时的学院教学中，仍然显得激进和过于主观，用这种方法画的作业，有时候打分很低，但正渠和徐坦、黄小鹏越走越远，这种反叛的冲动让他们兴奋不已。他们继续着自己的探索和学习，仍然自信得很。有一段时间，他们私下里称自己是油画系的“三剑客”，他们一点也不想当学校的好学生，总要在画面上弄些出格的东西出来。徐坦的素描功夫一直都很好，画得东西都很硬实，黄小鹏一味在画面上求新。事实上，他们俩对正渠也都有不小的影响。
大三的创作课是去武钢体验生活，正渠他们画了很多速写和草图，回到学校后就开始着手上画布。黄小鹏画了三个工人坐在屋子里，窗外是冒着红烟的大烟囱，画得很洋，又起了个很洋气的画名《云在窗户外面天空里面》。徐坦是一张竖长条画，画几个站着的工人，画名叫《钢水汗水盐汽水》。在钢厂，为了补充体内的盐分，工人喝的都是带盐的汽水。徐坦和黄小鹏可能觉得盐汽水很特别，或者很喜欢掂着盐汽水瓶的动作，所以他们画上的人都掂着汽水瓶。徐坦的画有点表现主义的味道。正渠画一个工人的背影，背景是管道和铁架子，在管道和铁架子之间，是两朵结结实实的云，有点像达利和马格利特的风格，名字叫《有云的风景》。当时的创作风气，一是都很洋，很像外国人的画；二是更注重形式。他们三个当时的创作也都属于这种类型。但学校好像并不欣赏这类的创作，期末的时候给的分都不太高，倒是一些年轻教师很喜欢，觉得画面很新，不同于老的创作手法，应该肯定这种探索。这样，他们的分数就在原来的基础上往上升了一级，黄小鹏、徐坦的分数成了良上，正渠则由良上改为优。这件事对正渠是个不小的鼓舞。
20世纪80年代前期，乡土现实主义成为油画创作的重要题材和主流风格，这个时期的一批优秀作品也肯定对正渠有过影响，但他那时候正对画面和形式着迷，可能还没有认识到乡土现实主义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乡土绘画会和他发生什么关系，只是在几年以后，乡土绘画已经消失的时候，他才又开始画他自己的乡土。
正渠上美院时，赵惠萍被留校，后来去上海戏剧学院进修。这时候她和正渠还有联系，但好像还只是互有好感的老同学关系，是豫生和晓西觉得他们挺般配，喝完酒就把这事儿定了。他们跑去对正渠说，她对你有那个意思，把正渠说得睡不着觉。又跑去对赵惠萍说，他对你有那个意思，赵惠萍也睡不着觉了。豫生还对正渠说你是男的，应该主动一些。这是正渠大一暑假时的事儿。开学返回广州，正渠就写了一封求爱信寄给了赵惠萍。信寄出后他心里一直不安，每天很勤地往收发室跑。等了八九天，赵惠萍来信了，信上说她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的意思还是同意了。这以后，他们就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通信。正渠说，他们当时通信很有规律，他星期三发信，赵惠萍周末收到信星期天发信，正渠星期一或星期二收到回信。正渠后来说这三年把爱情的事解决了，字也练出来了。有了爱情，正渠学习起来就特别有劲儿，心态平和，情绪稳定，也就扎扎实实学到了不少东西，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几年下来，他整个像换了一个人，各方面都成熟多了。
毕业分配时，学校想让正渠留到油画系，但赵惠萍不想让他留校，她觉得正渠要留在广州，时间一长就该变心了。学校这边做正渠的工作，系主任郭绍纲还把正渠叫去谈话。正渠犹犹豫豫的时候，赵惠萍干脆跑到广州，还是把正渠拉回了河南。正渠说，他也正好不习惯广州的生活。
回到河南，正渠被分配到省外贸。那几年外贸正是红火的时候，在郑州算是少有的好单位，但正渠受不了天天坐班，不能画画，只待了一星期就要走。正好市群艺馆要他，他觉得市群艺馆能画画就去了群艺馆。群艺馆虽然穷点，但有的是时间，他可以像在美院那样，天天画画了。接下来的几年当中，正渠画了大批油画习作，期间也给出版社画过不少插图、连环画，还在美术班断断续续代过几年课。上课的时候，他也跟着学生一起画素描头像，抽出空他就跑回偃师画风景。下乡画画，住宿就得凑合，好在正渠能吃苦，也并不在乎。不过，每次下乡回来都要染上虱子，必须在家门口把衣服脱了，让赵惠萍烫洗。
这些油画习作大都画在四开卡纸上。有一次几个朋友去看他的画，看到两满柜子一摞一摞的油画。和朋友聊天或者开会，他也随手拿支什么笔，再随便在一张纸上划拉。他的手上了瘾，一刻不愿停下来。有一回赵惠萍说，正渠每天画完画都累得很，进屋就扎到床上了。正渠心里急，他觉得有太多的东西得学到手，太多的东西需要摸索、尝试。他这个阶段的作品，更多的还是形式语言上的学习，还延续着学校时的学习方法。他喜欢邦纳尔、鲁奥、贝克曼、杜菲和夏加尔，也喜欢波提切利、卢梭，这些画家的风格在他这时期的习作中都有所体现。尽管这些画家风格迥然不同，但在正渠的画中，学得都很像，而且无一例外。正渠的每张画都很帅气，也洋得很。有一次一个朋友跟他一起下乡去写生，在一天之中看他换了好几种风格，当时就把他的朋友看傻了，他当时正是二十几岁的年龄，让自己的帅气和才能显露无遗，他觉得画出好画才是最重要的。当时在国内其他城市，不少画家都受到国外艺术观念的影响，在做着和他不一样的尝试，刊物上也常登一些画家的言论。正渠很不以为然，有一段时间正渠干脆就不看这些刊物了，他觉得画画比的就是手头功夫，说得太好就不是画画的了。当时，殷双喜向他约过一篇文章发在《河南文艺报》上，正渠写的还是他自己的道理，他觉得画家的嘴除了吃饭、亲嘴外最好不要再用了。
1984年省里组织过一个创作班，选了一批有实力的画家，住在一个学校里，每人一个大房间，让他们准备第六届全国美展的作品。正渠画了两幅。一幅是一张竖条的画，两个女建筑工人在脚手架上，背景是天空，很抒情；另一幅画的是一群民工在没完工的房子里歇晌，窗户边有民工在往远处眺望。在当时看来，这两张画都很洋气，画面功夫也很好，形式感很强，有些与众不同的味道，和当时国内流行的那种写实风格是两码事，但是后来却落选了，这让正渠很伤心。他想参加全国美展。他不停地画着，不停地送作品，接下来几次展览，他也都无一例外地落选。他觉得有点怀才不遇，连自信心都没了，又觉得问题可能出在自己身上，他干脆就又开始画起了鲁奥那种画。1986年秋，黄山有个会议，是国内一批新潮艺术家的大集结，总结“85新潮美术”。河南有几个画家想喊他一起去听听，他那两年心里正烦，就拒绝了这个邀请。其实这时候正渠一点也不喜欢新潮美术的东西，尽管这几年新潮美术有了很大的阵势，火得很。但正渠赌气连美术刊物也不看了，还任性得很，他落选的那几个展览他也一个都没去看。
1987年春节刚过，正渠和两个朋友去了一趟陕北。行程很不顺利，除了去时遇上大雪，过了四五天，才到达陕北，另外就是他太想画，带的东西太多，没能多跑些地方，窝在园则沟画了一星期油画写生。但这次陕北之行，正渠还是遇到了不少让他感动的事，尤其是在园则沟那一晚上，让他找到了要表达的东西，他被陕北迷住了，被陕北民歌迷住了。回郑州后，他一气画了好几张表现陕北的大画。但他仍然也还画着别的风格的画，他想多准备两手，这样入选全国美展的可能性会大一些。1987年底的首届中国油画展，正渠交给省里两张画，一张画的是一个穿花衣服的城市少女，站在开满花朵的草地上，地平线是一列几乎成了一条线的火车，手法更多是波提切利的。少女表情冷峻，但整个画面是甜美的，和另一张画相比，显得空洞、造作、缺乏激情；另一张画就是后来在展览上引人注目的《山歌》，这张画用的是鲁奥的表现手法，浓重的黑线和纯度很高的颜色，画中人物的侧面是正渠对鲁奥手法颇有心得的模仿。这张画应该是正渠真正喜欢的，是真正用心画的，也更多表达出了正渠的情绪和想法，画得很简单明了，用笔很有些放纵的味道，有点他自己想大声喊一嗓子的感觉。他不觉得这张画是为展览准备的，而完全是为了自己过瘾。省里评选时，评委们无法统一认识，只好采用站队的方式，同意选送《少女》的就站在《少女》画前，同意送《山歌》的就站在《山歌》画前，但是双方人数正好相等。这时候，站在《山歌》前头的曹新林就鼓动了另外的评委，还是选送了《山歌》。正渠知道以后，心里不知是喜是忧，他喜欢《山歌》，但这样的画和当时大家的审美趣味不一致，展览会上见到的大多都是画得很工整的女人，还有让人印象很深的粉嘟嘟的小手，这样的画送上去估计也没戏。这次展览临开展时也仍没有确切的消息。当时正渠和省里其他几位画家去看了这个大展，开幕式过后，他站在上海美术馆门口不敢进，他落选落怕了，怕进去看不到自己的画。后来正渠说，当时《少女》如果入选了，那他可能就按那一路画下去了。正渠说的是实话，但不会这么简单，他迟早还会回到他的骨子里头，不过可能要迟几年了。
1989年是不太平常的一年，年初在北京举办的现代艺术展很热闹了一阵，批评家说它标志着现代艺术运动进入了尾声，而年底在南京办的第七届全国美展的油画展也办得很轰动。热闹的80年代即将过去，画家们都开始冷静下来。这个展览上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油画作品，段正渠送的《红崖圪岔山曲曲》也在展览中获了铜奖。这张画比两年前的《山歌》画得更加沉稳，场面也更大，整个画面画得很满，也沉甸甸的。他画得朴素、自然、直率，画面大量的黑颜色和苦涩的用笔，都让人过目不忘，让人们知道了河南有一个带点鲁奥笔法的画陕北的画家。不少批评家都把这个展览作为一个分水岭，说它同样是乡土现实主义的终结。但段正渠当时正沉浸在获奖的兴奋中，他的画和乡土现实主义的关系，他根本没有想过，他只是觉得他的画和乡土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码事，他也并没有觉得画农民有什么问题。乡土现实主义终结了，但段正渠的乡土绘画才刚刚开始。
2001年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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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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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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